中国绘画与儒释道        
 
 

         

       

 

中国绘画与儒释道


  

       任何文化艺术都是特定民族,特定区域,特定历史和特定时代现实的综合结果,也是具有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情感思想的展现,更是揭示一个区域或者一个民族,族群的思想哲学甚至包括宗教意识的载体。中国绘画离不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离不开中国的漫长历史背景和当时特定的现实环境,从客观的自然地理环境,到中国的哲学思想,传统文化,和每一个阶段的时代背景,都对中国绘画产生了鲜明的影响,使中国绘画具有东方的,时代的,中华民族的特色与印记。借助对于中国绘画史的考察研究,可以感受时代和文化思想对于艺术的深刻而悠远的历史影响,也可以从侧面感受艺术背后的哲学思想与民族区域的文化特色。
中国绘画在中国特色的文字书写的文化历史背景下产生,毛笔和墨彩作为重要的创作工具和绘画材料,使得绘画与中国文化的重要的载体-文字及其后续由文字书写发展而来的书法艺术具有了工具和材料等物质基础上的共同之处,在器物客观工具材料水平上的共同之处,不仅为绘画艺术与书法艺术后续的结合产生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准备,也为后续文人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创造了更多的可能与机会。
在先秦两汉时期,中国绘画基本上属于百工之一的特殊国家技术人员,隶属国家政府王朝,没有独立的身份地位,往往根据王朝政府的实际需要而按照政府要求,绘制命题作品,作品的主题思想由王朝政府的主管部门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绘画的题材和内容,相当于后世高考的命题作文或者明清时期的八股文,作品的内容,题材,着色,尺寸和人物造型,必须符合特定的需求和目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充满了实用现实目的和作用,具有清晰明了的政教宣传教育色彩。这时候的绘画艺术更多的是王朝政府的一种文化宣传的工具而已,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宣传教育目的。
在两汉时期,绘画已经开始逐步有文人知识分子参与,很多还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官僚大儒,从刘褒,张衡,蔡邕等,绘画可以说借助创作工具-与文字书写的共同物质基础的优势,逐步开始走入知识分子的视野和生活,也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身份和地位,逐步迈入艺术的高尚殿堂,成为继书法以后,被视为高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艺术形式之一,使得“琴棋书画”成为中国特权阶层,权贵阶层和知识分子官僚阶层的业余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之一。
    中国绘画第一次大规模的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结合是三国魏晋时期。汉末的战乱格局,三国的互相倾轧,西晋的八王之乱,东晋的偏安,五胡十六国的纷扰,群雄中原逐鹿,把武力倾轧和权力争夺,演绎到极致,使得大多数依靠儒学文化知识博取功名的知识分子阶层失去了太平时期可以顺利获取功名利禄的正常渠道,于是要么依附于权贵豪强诸侯,要么隐匿山林民间,对于权力和武力的恐惧,对于现实和社会的逃避,精神空虚带来的痛苦,思想上需要一种支撑,社会现实打破了众多儒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后,老庄道教和佛禅宗教思想开始进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老庄道教思想虽然是本土宗教,在春秋盛极一时,睥睨儒墨,但是在秦汉以后逐渐没落,即使在汉初实行了黄老政策,其实也是与民休养生息的一种治国政策,实际国家政府还是以儒家法家思想为根本的基本环境和氛围。到了汉武帝以后,更是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在国家思想领域中的宗主和主导地位。老庄道家思想基本隐匿于民间和个人,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的暗流和小支。到了汉魏时期,战争和格局,使得军阀和武力成为时代的主角,儒家知识分子阶层成为权力和军事的附庸,优势地位的失落,使得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自我的存在与个人的情感思想意识,老庄道家思想和外来的佛禅宗教开始逐步进入中国特殊身份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
文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没落,为老庄道家思想和佛禅宗教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环境,它们弥补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的空虚和思想的无助,同时作为具有共同物质技术基础的书画艺术开始逐步走入更多文人知识分子的视野与生活。现实的杀戮,血腥与残酷,让任何一个身处这个环境的人都会充满恐惧担心害怕,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内心的压抑的排解与舒缓,不仅需要精神慰藉,也需要现实的存在,因此,宗教和艺术成为魏晋时期最鲜明的时代特色。老庄道教思想,玄学思想的盛行,佛教的大肆蔓延,“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壮观辉煌,都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这也促成了中国绘画艺术与老庄道教,佛禅宗教的第一次大碰撞与结合,不仅催生了中国书法艺术的诞生,发展与高涨,也促进了中国绘画,人物画的发展,特别是山水画的诞生。这个时期的人物画,更多的是得益于佛教和道教的普及,在民间的普及,大量寺庙道观的建设,壁画一度成为中国绘画时代的主流形制;文人知识分子对于老庄道教思想的关注与绘画艺术的结合,催生了中国山水画的诞生与发展。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三四百的动乱,历史走向了统一时代-隋唐时期,稳定统一成为时代的潮流,文人知识分子回归传统历史角色和地位,中国绘画艺术也逐渐适应新的时代环境,表现时代的金碧大青绿山水和帝王贵族人物,成为绘画的主流,王朝政府的凌烟阁和麒麟阁人物画,以及帝王权贵生活,成为这个时代绘画主要创作内容,上升为主题题材。老庄道家思想和佛禅宗教思想开始步入一个平缓低潮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文人知识分子开始追求自我独立思想意识,这个时代的绘画,开始关注于自我内心的感受,这时的绘画作品主要体现为:怡情的花鸟小品和具有独立自我艺术的丰碑山水,不要谈徐黄的花鸟,关注自然生命,从关注自然生命中感悟自我生命和存在,更不用谈范宽,李成,董巨,从关注自然山水的雄壮,感受自我生命的存在的顽强,山水绘画里的雄浑刚猛,顽强盎然,完全可以从气魄雄浑浩大的全景式丰碑山水里找到艺术家内心的一种自信与张扬。五代北宋丰碑式山水的出现,也是知识分子内心自信,文化自信,或者是盛唐遗风在绘画艺术上的一种滞后的影响与延伸。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文人时代的到来:两宋文治时代。
     北宋王朝帝国的建立,开启了一个文人权力时代,文人知识分子被推倒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前列和权力顶峰,社会权力,地位的优越,使得文人知识分子在社会各个领域充满了自信和优势,这表现在绘画艺术上也是如此,文人画的崛起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文人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绘画艺术的极其重要的一支,并不断占据中国绘画艺术的主流和主导地位,在绘画理论,绘画艺术鉴赏评论甚至未来艺术发展方向上,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不仅是影响文人自身,也影响包括国家政府画院的职业画家,更是大大扩大了文人画家的数量和地位。这是两宋时期具有儒家思想主导的文人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绘画的第二次较为深远的影响。文人画成为中国绘画的重要一个创作群体性作品,文人业余画家也成为中国绘画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异族的入侵,蒙元帝国的建立,使得风生水起,春风得意的文人知识分子再度失去了风光无限的社会地位和显赫异常的权力,异族屈辱的降临和民族个人尊严的丧失,老庄思想佛禅思想又一次深度结合,再次作为主导思想占据了蒙元文人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领域,由此,诞生和繁荣了中国绘画里的水墨和写意画。伴随着极权专制的明清王朝的建立与发展,失意文人,遗民逸民的大量出现,中国绘画逐步走向了高压制度下的个人情感宣泄的小空间。从魏晋时期的观道山水,隋唐的青绿金碧的权贵山水,五代北宋的丰碑山水,南宋的残山剩水的半壁河山的怀旧风格山水,开始演绎到元明文人的写意山水,水墨意趣。从宇宙自然的山水的壮阔,到一山一水的雄伟,到残山剩水的特写,到花鸟折枝,书房清供,梅兰竹菊个人意趣特定文化品格的设定,中国绘画的思想,也从“治国平天下”的雄浑大气,而逐步恢复到自我个体,修身齐家,追求自己内心平静,自然,舒适的个人时代。这也许是在极权专制时代高压环境下的压抑人性的畸变与反抗。文人思想的狭隘与视野的狭窄,也预示着中国绘画以文人画家为主导和文人思想为发展导向的中国绘画,需要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和变革。明清的复古,图式的机械模仿,简单复制,水墨意趣的过多掺入,都大大减低了中国绘画本身的艺术价值和魅力,这也预示着中国绘画,要面临着一次深度的改革与创新的突变。而西方绘画艺术与思想哲学的进入,无疑给中国绘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深远的影响,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支的中国绘画,依然会在新时代保持自己独有的历史性,民族性,区域性和时代特征。
     通过对中国绘画的简单回顾与反思,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绘画在不同历史时代背景下,与中国文化,与儒释道思想,与中国王朝政治和权力的拮抗消长的历史变化,从中感受绘画艺术背后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哲学思想,对于理解认识中国画,也许是一个不错的视角和新的艺术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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